构成晚清文化界重要“景观”《点石斋画报》主体的，不外“奇闻”、“果报”、“新知”、“时事”四者。相对来说，早期较多关于“新知”的介绍，而后期则因果报应的色彩更浓些。尽管不同时期文化趣味与思想倾向略有变迁，但作为整体的《点石斋画报》，最值得重视的，还是其清晰地映现了晚清“西学东渐”的脚印。正是在此意义上，我格外关注画报中的“时事”与“新知”，而不是同样占有很大篇幅的“果报”与“奇闻”。
因中法战事的刺激而创办的《点石斋画报》，对“战争风云”、“中外交涉”以及“租界印象“等给予特殊关照，自在情理之中。除了事关国家安危以及黎民百姓的生死存亡最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还因画报的新闻性质在此类事件的报道中，可以得到最为充分的表现。《点石斋画报》存在的十五年间（1884－1898），正是晚期中华帝国的多事之秋。身处“门户开放”的最前线，上海的士绅与民众，自是最能体会、也最为关注与外国列强的接触。不管是关系重大的军事战争、外交谈判、租界协议，还是近在眼前的变动不居的华洋杂处局面，都与上海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大到中日甲午海战的悲壮场面以及前因后果，小到租界里某次西兵会操或某领事捉拿赌博的过程，都在画家的笔下得到呈现。在这个意义上，郑振铎称其为“画史”（参见《郑振铎艺术考古文集》第193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一点都不过分。问题在于，当画家使用图像来叙述“时事”时，因表现手段迥异于以文字为媒介的新闻记者或历史学家，到底采用何种策略方能奏效。即使暂时不考虑图像与文字之间巨大的张力，单是叙事角度、评判标准以及欣赏趣味，也都值得仔细斟酌。
不妨就从《点石斋画报》的开篇之作《力攻北宁》（甲一）说起。王树村编《中国民间年画史图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收录有天津杨柳青制作的《刘提督水战得胜图》，同样表现的是1883年法军进犯，黑旗军领袖刘永福领兵于北宁予以痛击的战争场面。除了画家立意以及画面构图的差别，《力攻北宁》还有以下的叙述文字：
北宁之役，中法迭有胜负。其城之收复与否，虽无确耗，而战绩有可纪，即战阵亦可图也。此次法兵三路并进，窃恐深山穷谷中遇伏惊溃，故布长围以相困。比会合，奋勇齐驱。一时烟焰蔽空，惊霆不测，地轴震荡，百川乱流，而华军已于前一日退守险要。狐善疑，而兔更狡，总如善弈者之争一先着耳。
有趣的是，这里没有日后常常作为主导话语的“正邪之分”，作者只是关心战争的具体进程，以及“战绩”与“战阵”，而不着眼于“迭有胜负”的中法之间到底谁是谁非。就好象图说的是《三国》或《水浒》故事，与己无关，可以隔岸观火似的。这种近乎“中立”、讲求“趣味”的叙述态度，不能简单归结为《点石斋画报》的市民倾向，而是因当时中国的士大夫与普通民众，并没真正意识到亡国的危险，民族主义情绪也尚未形成。只是在经历甲午海战的失败（1895）、戊戌变法的流产（1898）、庚子事变的耻辱（1900）后，国人方才有了迫在眉睫的危机感，以及明确的“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在此之前，对于外国列强的骄横，虽然也有不满与愤恨，但并未上升到理论层面。
这一点，落实在关于租界生活的描摹，便是承认存在的合理性，不追究租界实行治外法权是否代表国家耻辱，而喜欢就事论事地打抱不平。这种基本立场，使得《点石斋画报》对于洋人、洋事、洋物以及必要的中外交涉，取欣赏及支持的态度。只是在对方“欺人太甚”的情况下，才会起而表示愤懑。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都是很有节制。与进入20世纪后国人碰到类似事件时之倾向于以点带面、小题大做不同，画报作者们更愿意采取弹性的立场与朦胧的目光。这里以《大闹洋场》（信十二）之表现车夫抗捐（1897年）和《法人残忍》（贞十一）之报道四明公所事件（1898年）为例，兼及图文，说明《点石斋画报》处理此类“时事”的策略。
《大闹洋场》介绍“本埠英美租界各小车夫，因英工部局议加月捐二百文，聚众歇业”，因有人破坏规矩，罢工车夫加以拦阻，与巡捕发生冲突。从维护社会秩序的角度出发，作者只能站在巡捕的立场，略为谴责聚众斗殴的车夫。可画面语言则是另一番景象：左侧是飞马来驰的巡捕，右上方则为军舰上派遣的士兵乘船前来增援，而最能吸引读者注意力的画面中心，乃罢工车夫将巡捕打得人仰马翻。文字介绍中，作者还走出具体的画面，称“后经中西官设法调停，暂免加捐，已各安业如常矣”，似乎是车夫获得了道义上和事实上的胜利。其实，事情的发展远比这复杂，结果也并不美妙。画报如此表现，也算是一种带倾向性的“如实报道”。
四明公所事件当年影响极大，1898年7月17至7月25日的《申报》上，曾有连续性的追踪报道，且每篇都是义愤填膺。《点石斋画报》自然也不例外，《法人残忍》先讲“法人自拆毁四明公所围墙后，寓沪甬人义愤填膺，相率停工罢市”，后是法国军队开枪镇压，“合计是役受伤者二十四人，而死者有十七人之多”。以此事实为依据，控诉“法人之残忍无理”，本来已经足矣，可作者偏要强调“无端遇祸“的，“皆外帮之人”。而且，宣称“宁人实未闹事”，只是因“法界之流氓无赖遂乘机而起”，方才事态扩大。这么一来，法人开枪变得事出有因，只是杀错了人而已。
如此叙述，在百年后的今人看来，很可能嫌其“境界太低”。可这种就事论事，更多着眼个人利益而不是国家主权的言说思路，颇能代表当时普通百姓的意见。反而是“在四千余幅图画中，我们看到十九世纪末叶帝国主义的侵华史实和中国人民抵抗外侮的英勇斗争”之类的说法，近乎强人所难，刻意拔高。
如果说《点石斋画报》在叙述“时事”时，因目光所限，有时态度失之暧昧；那么在介绍“新知”时，则基本上是无条件的欣赏、赞叹。这里所说的“新知”，既包括涉及国家利益的声光电化、坚船利炮，也包括落实在日常生活中的医院、学堂以及文化娱乐设施。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大都是通过“事件”的形式体现出来，而不是静态的介绍。比如，最受国人赞扬的西洋医术，便是借助一系列“故事”的传扬，而日渐深入人心。随便举个例子，《西医治病》（庚十一）的说明文字是这样写的：
都中施医院之西医某君，初次莅华，未谙言语。而治病给药，必需详询，方知病之原委。有西女某，教中人，亦好善为怀者，愿代某君喉舌之司。两相得而益彰，故赴院病人日以百计，西士女不以烦冗为苦，殊足多矣。
相对于西洋大夫神奇的医疗效果与良好的职业道德，中国原有的江湖郎中之只知敛钱不会治病，实在不可同日而语。《点石斋画报》中不少庸医杀人的故事，无一例外，均指向中医；至于西医的神奇本领，包括“收肠入腹”、“西医治疝”、“剖腹出儿”、“妙手割瘤”等，又大都落实为外科手术。对于晚清的国人来说，手术刀所体现的西学，很可能是最具神奇色彩、而且可以“眼见为实”的。
更能体现晚清国人的好奇心的，是对于各种既无伤大雅也无关大局的西洋游艺的介绍与描述。西人之赛马、划船、拔河、体操、蹴鞠、马戏等，均让中国观众兴奋不已。即便是寄希望于读者“茗余酒后，展卷玩赏”的《点石斋画报》，谈论有关国计民生的工艺技术，也不无正襟危坐的时刻；只有在品评体育与游戏时，才可能完全放松，纯粹本乎个人兴趣。这个时候，作者对西方事物的强烈的好奇心，以及其图像／文字的表现能力，也才得到充分的展露。《赛马志盛》（甲二）笔墨之精确与行文之洒脱，均值得称道：
西人于春秋佳日，例行赛马三天。设重金以为孤注，捷足者夺标焉。其地设围阑三匝。开跑时，人则锦衣，马则金勒；入阑而后，相约并辔；洎乎红旗一?，真有所谓“风入四蹄轻”者。围角有楼，西人登之以了望。一人获隽，夹道欢呼。个中人固极平生快意事也，而环而观者如堵墙，无胜负之撄心，较之个中人，尤觉兴高采烈云。
最后一句尤其精彩：作者仿佛置身“环而观者如堵墙”，既熟知游戏规则，又“无胜负之撄心”，故能以相对超然的眼光来观赏眼前的“风入四蹄轻”。要说“较之个中人，尤觉兴高采烈”，现场观众固然如此，画报的作者与读者又何尝例外？在游戏中接受西洋文明，还有比这更轻松更有趣的“西学东渐”途径吗？
《点石斋画报》的内容，也有兼及“新知”与“时事”者。最典型的，当属断案故事中掺杂中西法律制度的比较。“利八”中有三幅连续的画面，介绍某巡捕因擅用私刑而受到惩罚，前为《包探私刑》，后为《枷示劣探》，中间的《私刑定谳》最为关键。“岂知捕房用人，向例不准擅自殴人，况私刑拷打乎”——破案过程中之是否倚赖用刑，最为晚清文人所关注。因为，与社会腐败互为表里的司法黑暗，往往落实为大刑之下多冤鬼。画面上是租界的会审公堂，众人的目光似乎集中在中国官员，可文字说明则是另一回事，主角显然是坚决主张严办的萨副领事：“众供凿凿，韦等无可抵赖。于是萨副领事大怒，以该包探倚势妄为，胆敢擅用私刑，将无赃无证之人平空威逼，不知平日陷害多少平民。”（《私刑定谳》）这里除了对该包探“不知平日陷害多少平民”的愤恨，还有对破案中“用刑”与“取证”何者为要的认识。后者作为“新知”，落实在《点石斋画报》诸多关于折狱断案的故事中。当作者批评官员不经审讯而活埋罪人，或者用略带讥讽的语气叙述外国人参观中国庭审后惊叹中国刑具之发达（参见戊十一《活埋罪人》、午十一《游沪观审》、数十二《请观刑具》等），都隐含着对于中国官员之过于依赖“大刑伺候”的批评。
《点石斋画报》之注重传播“新知”，既体现了编者与作者的文化理想，也是为了适应上海民众的欣赏口味。当时的租界，传统士大夫热中的“夷夏之辨”与“义利之辨”不占主导地位，讲求实际以及强烈的好奇心，使得一般民众“趋新骛奇”，几乎毫无心理障碍地接受西方物质文明。正如学者已经指出的，“上海平民无传统道德负担，十分乐于接受新鲜事物、西方物质文明”（叶晓青：《点石斋画报中的上海平民文化》，《二十一世纪》创刊号，1990年10月）。可这种在“不受上层文化控制的情况下形成的”的“上海平民文化”，是有明显的局限性的：与迂腐的传统道德说教相对立，但不等于就能真正理解并接纳西方文明。《点石斋画报》在政治观念方面偏向保守，偶有指名道姓批评地方官吏的，但从不敢对朝廷决策之是非“妄加评议”。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这不足为病。我想指出的是，在提倡女学等问题上，《点石斋画报》的市民趣味也妨碍其理解与发挥。
1897年12月6日，中西女士共122人出席了在张园安垲第举行的中西女学堂第四次筹备会议。在风气未开的当年，此举的意义不言而喻。同年12月9日至12日的《新闻报》上连载了《女学堂中西大会记》，此文先开列了全部与会者名单，接下来从三点钟入席开始记叙，先是李德夫人等来宾起立发言，继而西班牙领事夫人等表示愿意捐款，华提调沈和卿女史介绍章程，后录彭宜人《叙女学堂记》及蒋畹芳女史即席赋诗。“至此时词毕席散，中西女客各整归鞭，安垲第已火树银花，璀璨一室矣。”
如此惊世骇俗的举动，本该是《点石斋画报》的绝好素材。按照以往的惯例，发生在上海的新闻事件，大都一周内见诸画报。可这回《点石斋画报》的举措意味深长，先是沉默了一阵，终于在第二年的1月13日刊出了《裙钗大会》（利五）。此图的说明文字，因称许“是诚我华二千年来绝无仅有之盛会也，何幸于今日见之”而广为学者所征引。可以下的这段话，同样值得仔细玩味。“上海女学堂之设，倡议于电报局总办经莲珊太守”；“去冬十一月十三日假座张氏味莼园之安垲第，设筵畅叙”——这些叙述，并无特异之处。我关注的是关于与会者的介绍：“共计到者一百二十有二人，而西女居其大半。最奇者，京都同德堂孙敬和之私妇彭氏寄云女史亦与焉。”对于“我华二千年来绝无仅有之盛会”，《点石斋画报》的处理方式，明显迥异于《新闻报》。在122人的名单里，独独挑出一位“彭氏寄云女史”，而且强调的重点不是其学识与热情，而是其姘妇的身份，此举很能显示画报之投合市民趣味。彭宜人《叙女学堂记》，本来也是颇出风头的举动；如今竟以“私妇”身份而独得大名，成为《裙钗大会》中唯一“露脸”的女性，恐怕非彭女史所愿。
如此低调处理女学堂事件，似乎与《申报》总主笔黄协埙的政治态度与文化立场有关。对于这次史无前例的中西女士大会，《申报》不但没有给予必要的关注与报道，反而在1897年12月14日发表《男女平权说》，针锋相对地大唱反调，表明其观念过分守旧。据雷?《申报馆之过去状况》（见《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刊，1922年）称，1897年《申报》由黄协埙主事后，变得大受官场欢迎，因其“尤兢兢于字句间，撰述之稍涉激烈者，记载之略触忌讳者，必于阅总时悉数删去”。时人不见得都赞同康梁的政治主张，但大都对新政表示同情，若《申报》之“乃时时詈为叛徒，斥为逆党，则其拂逆人心，夫岂浅鲜，而《申报》之销场，从此大受影响矣”。1898年10月的《申报》上，连续发表关于缉拿康梁的报道，以及《康有为大逆不道》、《再论康有为大逆不道事》等文。后两者虽未署名，但与此后此前的《石印翼教丛编序》（12月12日《申报》）和《整顿报纸刍言》（8月15日《申报》）互相勾连，可以判定其出自黄协埙的手笔。这几篇文章，除了吹嘘其初读康有为关于孔子的著述便已明了“乱天下者，必此人也”；再就是自我表功：“若鄙人则人微言轻，既不敢大声疾呼，冀以危言劝大人先生之视听，仅于日报中微嘲阴讽，刺其辩言乱政之非。”所谓“于日报中微嘲阴讽”，当是指百日维新期间《申报》上发表的主张严惩“妄议朝政，煽惑人心”者的《整顿报纸刍言》。
在主张国人开办铁路、抗议法人强占公所等一系列问题上，《点石斋画报》与其归属的《申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的言论往往趋同。虽然《申报》总主笔的个人倾向不一定直接制约《点石斋画报》的具体操作，但这两个报刊的政治立场不可能天差地别。后者幸亏停办于百日维新失败之前，不必要参加日后《申报》为代表的讨伐康梁进而摈弃新学的闹剧，总算保持住了“晚节”，使得画报传播“新知”的立场首尾一致。当然，具体落实到从“私妇”角度来谈论“二千年来绝无仅有之盛会”，更主要的还是基于“文化趣味”，而非“政治立场”。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很容易理解关注国家大事的日报与强调市民趣味的画报之间并不细微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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